病人崔永元：把那良心丢了，病就好了（三）[问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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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呢？

崔永元：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非常难得。我们的主持人总是缺乏这两点，有的人有职业水准没良心，有的人有良心不会主持节目，我是这两点都具备一点，所以就显得比较优秀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要求特别简单，比娱乐节目，其他类型节目的主持人都简单得多，因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是真实地表现自己，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可能谈话节目主持人是最难选的。另一个角度来讲，谈话节目主持人也是最好找的，你只要会跟别人说话，你就能当谈话节目主持人。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肯定是个好人，有相对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才会有相对完美的谈话。

人物周刊：你在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很好，你觉得自己的人格也是非常完美的吗？

崔永元：我还好，到现在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参加商业活动呢，我把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其实1996年就可以参加，但是到现在2005年还没有参加，9年都过去了，损失了多少钱啊，你想想。

人物周刊：一个商业活动都没参加？

崔永元：对，我一个商业活动也没参加过，我损失多大啊，我知道我们的价码。

人物周刊：现在是什么价码？

崔永元：不知道，现在我已经二三流了。你到演出经纪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们有这些人的大名单，包括电话和价码。只有我是空白的，没价，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我挺棒的，确实挺了不起的。

房地产开盘、晚会、演出我都参加过，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一分钱都没拿。我只参加过一个楼盘的开盘。那个楼盘的开发商很偶然地认识了我，让我给他开盘，我说我不去，因为我从来不参加商业活动。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的理念，他说在深圳，如果他做大户型，会特别挣钱，但是他做小户型，都做一室一厅，两室一厅，最贵的30万，便宜的10万都不到，是给深圳那些白领准备的房子。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说350万起价，白领阶层轻松入住，简直TM放屁，谁挣那么多钱啊？简直戏弄人。所以这个老板让我挺感动。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楼盘，看了看还真是，房子特别小，但他安了好多镜子，你一进去觉得那个房子特别大，实际上就是一居室，特别便宜，我觉得他真是为深圳这些打工的人在建房子，我问那你能挣多少钱，他说我建3栋这样的房子，才能挣他们1栋那个大户型的钱，后来我说我来帮你开盘，就去了。我就参加过这一个楼盘，是在2003年吧。

人物周刊：你觉得主持人和演员、歌手有什么区分吗？

崔永元：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跟娱乐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商业电视台的主持人就是娱乐圈的。

人物周刊：国内有你欣赏的主持人吗？

崔永元：杨澜、张越、水均益我都很喜欢，非常喜欢。但是杨澜最近做那个《天下女人》，我没看，只看了宣传片，不喜欢，在宣传片里跳那个摇摆舞，这是杨澜吗？作为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在尊重人这方面，杨澜无可挑剔，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她的适用类型特别强，可以做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做那样的节目，我觉得她特别好。

张越呢，我喜欢，因为张越的语言风格特别苛刻，但是我觉得她在苛刻的过程中，能让你感觉到善意、友好，这是她的技巧。张越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俩在私底下谈话，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看书也没有她多，她是读书狂，看书特别多，甘于寂寞，什么都不争，你见过张越争什么？什么都没争。王雪纯也是，什么都不争，就天天坐家里看书，充实自己，耐得住寂寞，这是我学习的榜样。水均益是另一种类型，我不会英语，我觉得他会英语挺棒的，非常好。碰到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会去问他，他搞得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的主持人值得提倡，就是你做一个类型节目时间长了以后，你对这个领域能有充分的了解，能显出你对这个领域的学识掌握的程度。水均益人也特别好，我很喜欢他。

人物周刊：在中国，优秀电视主持人的“短命”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崔永元：非常普遍的现象，谁也无法逆转。电视节目是内容为王的，当我们的内容受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表现形态上做文章，那个东西寿命就是短，现在一个节目能坚持3年、5年我觉得已经非常奇迹了，应该比这个还要短。在媒介以内容为王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在内容上无法拓展，只能在形式上去翻新，就会导致主持人生命力特别短，基本上就成了吃青春饭，成了这么一个行当。在国外到了我这个年龄刚有资格做主持人，在中国都被淘汰了。在国外，你不到 40，谁让你做主持人？开玩笑！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电视生态环境都有关系。比如拉里 •金那样的节目，我们让他到中国来做，即便没有政策的限制，又有多少人愿意看呢？但是我告诉你，你爱看不看，公共电视台就是这样，你只要家里有电视，你就必须交钱，不交钱就罚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有“道德洁癖”吗？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笑）。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强硬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 ：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抑郁症、良心和金钱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个好玩的人吗？

崔永元：我生活中好玩着呢，只不过得了抑郁症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现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特别苛刻，这些小孩经常被我批得掉眼泪。但是以前在广播电台时，大家都盼着我去，只要我一去，办公室就永远是笑声。我们有个女同事，生了个孩子，欢天喜地，然后我去了，他们说小崔脑子灵，给起个名字吧。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想，她丈夫姓马，我说叫马奋吧，他们就说你太恶俗了，怎么起这样的名字。我说是奋斗的奋，奋斗怎么会恶俗呢。一下午大家都为这事高兴。其实生活中我是特别有趣的人。现在那个状态已经没有了，一点趣味都没有了。身体加责任感这两件事，让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Tendering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