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崔永元：把那良心丢了，病就好了（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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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病人崔永元

崔永元为什么要骂《超级女声》，是我们采访的初衷。追问过后，才知道这多半只是一场误会，虽然他对《超级女声》的评委颇有微词。实际上，崔永元只看了10分钟的《超级女声》，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喜欢那些超级女生的，觉得她们青春活泼可爱。问题出在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这正是他目前大声疾呼的一件大事。
他很讲理地认为，如果是商业电视的一档商业节目，那么对于这档异常火爆的《超级女声》，任何人都没有置喙的权利；但如果它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它就应该被枪毙，因为它没有征求大家的同意，就播放了那些在他看来对孩子们不宜的东西。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是崔永元说的，是一位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员在一次《抵制庸俗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崔永元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他坦白地说，虽然那句话不是他说的，他却坚决赞同，并且想借这次采访的机会声明，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认定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崔永元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站在央视的立场上，以老大哥的姿态对《超级女声》大加挞伐。他倒是对央视某些主持人的不厚道的做法感到恶心和寒心，主持人在荧屏上虚伪地流泪，他在下边愤怒地呕吐。

当然，他指出的，是电视界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人格和节目的分裂。很显然，一个不厚道的主持人，即使满口锦绣，也是会被他打入不屑一顾的另册的。

7个多小时的采访，一次漫长的漫谈。在采访初衷所预设的那条通道上，并没有发现崔永元和《超级女声》之间的针尖对麦芒，我们遇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崔永元，幽默，睿智，轻其外，重其中，如在《实话实说》里那样，说些噱头，开些玩笑，在有意思的外表下端出致命的内核；也遇到了令我们感到有点吃惊的崔永元，那种不能抑制的忧愤，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于良心、责任和道德的执著。

他对世界和人应该是什么样，有一套近乎偏执与苛刻的，有点不顾国情世情人情的概念；对于那些恶梦般死死压住了他的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问题，总是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冲动。他看到那些有能力拍案而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即使没有战友，即使前景不乐观，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阻碍可以将他驯化成一个沉默的，顺从的，对一切点头称是的人。

但是悬在他头顶上的良心，并不总是像太阳一样将他照得光彩照人，有时，倒像一种坏气候，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不是良心自身的问题，真正的坏气候，是良心四周的社会乱象和时代病症。崔永元真的有过死去活来的时候，抑郁症最严重时，他曾经需要24小时的陪护，曾经想过自杀。

我们没有采访到崔永元的那位心理医生，不能确认他的抑郁症仅仅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生理疾病，还是更多地源自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对于他的恶性刺激，但是当他的失眠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折磨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严重错位的时代，已经把这个失眠症和抑郁症患者拉到更深更黑暗的精神疾病中去了，让他不断地在绝望中反叛，又不断地在反叛中绝望。

《实话实说》的继任者和晶说，“那些一袋一袋的中药、西药，怎么会没有副作用呢？”从这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比那一袋一袋中药西药更厉害，更有毒的，是让崔永元横挑鼻子竖挑眼、怒不可遏的现实。

他曾经是睥睨群雄的中国电视第一男主持，他开创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新形态。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的时候，他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白发了还坐在《实话实说》的演播厅里，最后，他却因为越来越少的实话离开了《实话实说》。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的进与退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北京高校图书馆四层，《电影传奇》工作室。

办公室墙上贴满老电影海报，那可是崔永元的私藏，六七岁开始至今，他已收藏了300 多张海报，3000多本电影连环画、小人书，这是他的最大财富，其中有几张电影博物馆一直盯着要，可崔永元不打算给，因为只剩下这一张了。崔永元穿着一套大裤衩和T恤，手里夹着根烟，里里外外地带我参观他的老电影王国。每台电脑屏幕上都是一张老电影明星旧照。

正赶上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晚饭，“我不饿，咱们先聊着。”这一聊，从傍晚到半夜1点钟，崔永元除了不离手的烟外，也喝了点水。

“我抽烟特别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没事儿在那儿也抽。之前已经戒烟了，戒了很长一段时间，2002年得抑郁症以后又开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烟。”“一般身体受不了，但是疯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他的自嘲。

《电影传奇》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因为抑郁症，晚上失眠已成常态，他的睡眠时间一般在早上到中午，当然，也有不睡的时候，那就特别没精神了，比如采访当天。“上午没睡多少，又跟他们说了一下午的事儿”，他微皱着眉头，握手也似乎有气无力，蜻蜓点水般，说话声音也小，可到了“电影现状”、“社会现状”、“媒体良心与责任”……，崔永元的精神头儿上来了，音量也越来越大，冷幽默、激愤之情时而起之，烟蒂被掐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采访结束已近1点，精神比傍晚时好得多，但不知道他如何熬过这一个不眠之夜。

在中国，姥姥也疼舅舅也爱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个。《实话实说》时，机智幽默，插科打诨，还时常歪着嘴角坏笑，大家都叫他小崔，像隔壁家的小张、小李。

一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崔永元特别有信心，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银发了还坐在这个演播厅里，后来整个电视环境变了，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了，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实话实说》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一开始觉得，我能抑制这种下滑的趋势，我能让它继续往上走，后来我发现我抑制不了，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不能看着节目就这样下去，2002年，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那时崔永元的抑郁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离开《实话实说》后，崔永元住进了医院，病情严重到需要24小时的陪护，甚至想过自杀。

大家发现崔永元爱“较劲”、“较真”是在电影《手机》上映时，崔永元“炮轰”冯小刚、《手机》、编剧刘震云，一路下来，到前段时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还有，“《超级女声》低俗”。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近一年多来，除了在《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里露面外，媒体上鲜有他的报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都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记者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他现在不相信媒体。

他说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他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崔永元说《小崔说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而《电影传奇》则构筑了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崔永元生于天津，父亲是工程兵，到处铺路架桥，“教育我们兄妹四个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母亲很怕孩子学坏，所以当时管我们很严厉，基本上就是以打为主，以骂为辅。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现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一点都不轻松。”崔永元4岁时举家迁进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曾经是个淘气学生的崔永元记得他干过的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着课背起书包就走了，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走。有一次，老师讲得挺认真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走。于是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我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第二步老师回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了窗台。结果还没跳下去呢，老师就回头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尴尬的样子，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就下来了。结果坐在教室里面听课，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一堂课也没上好，好像忽然就没人管，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大学时，崔永元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我上大学时哥哥、姐姐的工资非常少，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我姐做学徒工才19块钱，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惟一的大学生嘛。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而当时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吃好的，买书是他那时绝大部分的开销，当然“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什么的，因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道。

1985年大学毕业后，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第一年做《广播报》，就相当于《电视报》这种，介绍节目。第二年我就开始在《午间半小时》做记者。《午间半小时》是当时的《实话实说》，非常厉害的，全国广播界都在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1987到1996年，我在那个节目里干了9年，收获特别大。因为它是个综合节目，我们没有领域限制，就是你爱采访什么采访什么，所以我就特别自由，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我把保险搞得个门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现在我都懂。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到边防采访了几个月，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在那儿为了我们的和平，那样地工作着，我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让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让我特别充实。”


由于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过两个中国新闻一等奖。“这是硬指标。”提起这个，崔永元挡不住的骄傲。“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人，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有一个对被采访者尊重的问题，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收集对方的资料，总是让对方很感动，这也有一个硬指标：我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去吃饭。”

《实话实说》刚开始锁定的主持人目标不是崔永元。前前后后试了至少有30个主持人。 “那时我在做另一个节目，他们经常到我的机房试带子，就是《实话实说》，我说，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一谈话节目，挑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谈话节目，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也看台湾、美国的带子，我一看挺好玩，一个人说话，就能让大家高兴，他们挑主持人时，我就在旁边说，这个不行呵，连基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自己心里想的事表达不出来；那个声调太高，这个全是套话……非常挑剔，老给人提意见。我的意见也能算一票，最后否得30多人都不行。制片人时间找我说，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那就你先帮着给做几期，只要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我根本没觉得自己能做主持人，我确实是那么想。因为当时电视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浓眉大眼，发声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当时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我和白岩松、方宏进、水均益当然都不行。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回过头来看会很滑稽，当时来说，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动作。”易立静/文

我要拍案而起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Tendering

印象中, 崔永元的话总是很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