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专家型官员”为何频频出事(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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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贵峰
　　
　　　　近日，一则关于“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因违纪被开除党籍”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孙鹤龄的具体违纪行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帮助某股份公司上市后，违反规定，为女儿购买该股份内部职工股获取巨额非法利益”。此外，中纪委官员也就此案向记者证实，“司法机关下一步将介入案情的调查取证”。(《新京报》9月21日)
　　
　　　　据了解，已经离退多年的孙鹤龄，此前不仅是一位司局级高官，而且还是颇有学术能力的财务专家：“在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方面多有著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中国农业会计学会、中国农村金融学会等学术单位都有兼职。
　　
　　　　又一名专家型高官腐败落马，而且同样倒在其专业擅长的财经领域，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一串名单：徐放鸣、李达昌、高勇……和孙鹤龄一样，他们不仅都是司局级以上的高官、并且都享有“专家型官员”的美誉，甚至专业领域也均在财经方面，如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除了出版过大量财经著作外，还是财政部科研所的硕士生导师，而四川省前副省长李达昌的学者头衔更是显赫：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家型高官频频“出事”，甚至连“出事”的基本背景、“关键词”也惊人地雷同：“上市公司”、“股票”、“资金违规”等等，其中蕴涵的教训、警示无疑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应当承认，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并且盛行知识经济的今天，政府要更好地管理和服务好社会经济、提高行政能力，重视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知识素质、专业修养，造就一大批专家型学者型官员，不仅非常合理，而且十分必要，因此，无论是学者积极入仕，还是官员主动就学，都是值得欢迎的好事。
　　
　　　　但是，在承认这些“好处”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忘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笼罩在“专家”“学者”光环下的官员，其学问再大、知识再权威，他也首先是一个“理性经济人”，同样会有七情六欲、私心杂念，也就是说，面对权力带来的欲望和诱惑，知识和学问并不具有特殊的腐败免疫力。因此，“专家”头衔不仅不能成为放松乃至豁免权力监督的借口，反而应该是加强管制的理由，因为既然他们谙熟专业内情，正面作为的效能固然大，可一旦腐败起来，危害同样十分巨大，而且手段会更隐蔽——孙鹤龄离退多年才案发，李达昌主动辞职后才牵出腐败内幕，都是很好的证明。
　　
　　　　然而，在现实中，无论孙鹤龄，还是徐放鸣、李达昌，检视其步步高升、委以重任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似乎只是，对他们专业能力的看重、追捧乃至迷信：“孙鹤龄在农业部金融领域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徐放鸣的发言被视为金融动态的一个风向标”等等，而必要的约束监督并没有随之跟进，于是，越来越重的权力和越来越高专业权威结合之下，腐败的风险必然越来越大，最终决堤而出……
　　
　　　　“权力容易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普通的公共权力如此，与知识、学术相结合，以“专家”为标榜的权力，更是如此，因此强化权力监督，不让“专家型”“学者型”之类的眩目名号蒙蔽了对各种滥权行为的应有警惕之心，笔者以为，应该成为“专家型官员腐败频发”现象，给予我们的最大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