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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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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8 11:37:12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高尚全魏加宁彭森 中改研究


高尚全: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
在4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我们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市场化带来的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焕发,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一半。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动摇。

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五是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经过40年来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我们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些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弄潮儿已经提前达到富裕水平。无论是先富起来的群体,还是生活小康的群众,都有了新的关切:一是个人财产能否得到保障?二是人格尊严能否得到保护?这两个需求一体两面,中央历来重视。只有加强人格尊严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合法财产。与此同时,资本从收益低的地方流向收益高的地方,财产也从产权保护水平低的地方流向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地方。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护不到位,就会导致财产和精英人才的流失。要杜绝这些现象,必须夯实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由此来看,对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

魏加宁: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这40年里,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那么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制度,是制度改革。

一、制度改革最为重要

国与国之间竞争,比拼的到底是什么?——既不是国土面积,也不是人口规模,更不是经济实力,而是制度,是制度效率。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发生了。

二战,同盟国之所以能够战胜轴心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明显均优于轴心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轴心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制度下,法西斯所代表的的独裁统治,分配效率低下,因此已有的资源总是不够用,于是就需要不断地通过向外侵略扩张来获取新的资源;然而,由于侵略扩张之后所带来的维持成本更高,因此就需要掠夺更多的新资源,又不得不继续新的侵略扩张,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成本大于收益,收不抵支。与此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国家主要以市场调节分配(前苏联虽然是计划经济,但与轴心国的管制经济相比还是要好一些),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和分配效率都要远高于轴心国国家,因此,应对战争的经济资源就能够像泉水一样不断涌现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更值得一提的是,轴心国国家的人口种族政策,尤其是德国,令许多优秀人才为纳粹制度所不容,纷纷逃往国外。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政治制度包容性很强,便吸纳了许多从德国流出来的优秀人才,从而为日后同盟国战胜轴心国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基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走过了一段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以后,我国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要素,从以计划统领协调各项经济的政策演变到通过产业政策来协调统领各项经济的政策——这明显是一大进步,由于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制度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40年来的经验来看,制度改革是40年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的动力源泉之一。

二、决策制度是重中之重

再进一步讲,制度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等。那么,在各种制度之中,哪一种制度最为重要呢?我以为,决策机制是重中之重。

仍以二战为例,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抢在德国人之前制造出原子弹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决策机制,使得科学家们的正确意见能够及时地传递到美国总统那里,尽管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总统还是及时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最终赶在轴心国前面制造出了原子弹,提前结束了战争。

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决策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领导从80年代起就提出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于是,智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两个规模不大,人数不多,没有任何审批权,没有任何部门利益的“政策研究机构”,一个重点研究改革,一个重点研究发展,当然有时也有交叉,也有竞争。

除了这样两个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外,各个部门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政策研究室”,各个省市也都设立有各自的“研究室”或“研究中心”。政策出台前,大都需要经过这些研究机构的反复研究和评估论证。因此,决策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三、决策制度里,纠错机制又是重中之重

决策制度如此重要,那么决策制度里面又是什么最为重要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纠错机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纠错机制。对于纠错机制而言,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信息渠道必须是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必须是健全的,决策者要能够及时掌握正确的信息,及时发现苗头性错误,才有可能及时改正错误。

这就要求尽可能缩短信息传递的链条,减少传递的环节,以防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漏损或失真。最可怕的是,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传递环节过多,层层报喜不报忧,层层信息打折扣,真实信息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使得决策者成为“聋子”和“瞎子”,使决策变成盲目决策。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当大船本身已经偏离航线时,如果反馈信号仍然显示“航行正常”,就会造成驾驶员的误判,最终导致大船撞上冰山。所以,根据“危机管理理论”,一旦发生危机,就说明现有信息渠道出了问题,信息被阻塞。只有掌握真实情况,才可能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四、实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理性循环

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基本经验(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思想解放就是为了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什么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这些文革时期连想都不敢想、说都不敢说的事情,到了80年代就真的在做了,以至于80年代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甚至出现了两次经济过热。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升温,以至于1993年不得不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来抑制经济过热。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末,在外部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在这种背景下,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于是,中国政府抓住机遇,果断推动入市谈判进程,大力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从而带来了本世纪初头几年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

如今,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23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真正开启新的一轮思想解放,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从而带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台阶,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国民经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

彭森:关于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第一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0年来,每一次改革的深化、每一项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首先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为条件。改革开放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是因为它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原本是农业问题和后两年工作计划。当时农业最重要的是解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准备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但会议一连开了36天,主题转到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历史重大问题评价,这才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条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发展是硬道理。改革的本质就是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为标准回顾40年改革取得的成就,才能确认中国走了正确的道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农村改革。建国初期,因连年战乱,5.4亿人口粮产只有一亿多吨;到1958年公社化时,粮产恢复到2亿吨;后来农业学大寨,历经十年动乱,1978年粮产3亿吨;20年只增加了1亿吨。而包产到户后,5年粮产就增加了1亿吨,到2013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超6亿吨,人均450公斤,远超全球人均320公斤水平。

第三条是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反映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证明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渐进式改革被称为是中国改革最为人称道的基本经验,它的关键在于重视调动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尊重和保护改革的首创精神,鼓励和保护理论工作者对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价格改革。

第四条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一直是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对商品经济争议很大,根据党内理论工作负责人的意见,党刊曾直接发文批商品经济,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改革目标模式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反映了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人民在实践中的正确选择。

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还有很多,例如如何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等等。

下一步改革是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

从国家体改委到国务院体改办,以及到后来的国家发改委、人大财经委,我参与见证了一些改革的重大决策过程,多次参与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也先后主持了十几年的年度改革要点起草实施工作。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在理论上总结提升再指导实践的过程。有些时期存在反复或者调整,也都是正常的历史现象。

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中国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开始的设想是经过8至10年的努力,把新的体制建立起来。1987年李铁映同志调到国家体改委担任主任,在来之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找他交待工作时提出,过去改革计划是要搞十年,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八年,争取到1995年基本完成改革任务。所以当时李铁映同志就提出一个“三五八”改革规划,也是寄希望再用5至8年时间完成改革任务。根据这一要求,一些部门和理论界制订了第一年稳中起步,第二到四年基本转轨,第五到八年巩固完善的方案。现在看来,在改革初期,我们党对于改革的长期性、复杂艰巨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从1978年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就用了14年。

改革就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发展是长期任务、永恒的任务,改革亦没有止境。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完成了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下一步有新问题、新矛盾,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如何处理好顶层设计和试点探索的关系,是下一步改革要把握的问题。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当下最大的风险还是过于小心谨慎,地方不敢积极试点探索,这会丧失改革时机,付出机会成本。

要建成一个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还是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是抓住了当前改革的关键。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关键,要素配置方式是一个经济是否有效率、效益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先进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几项基础改革必须要做。比如要完善产权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农村土地的三项制度改革。

现在农村土地三项制度改革在全国30多个县进行试点,全国的农村土地的流转比重已经达到30%左右。如何实现农村和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自由流动如何体现?城镇一体化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

从完善市场体系的角度,今年也有三大项任务。第一是产权保护制度。2016年国务院发布对产权制度保护工作的意见,今年也开始启动一些对产权冤假错案的甄别纠正,这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第二是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仅仅是对外资,对国内的大量的民营经济、社会资本,也要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采取负面清单管理的办法,极大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负面清单今年在进一步清理,尽量压到最低的限度,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做到既有政府监管又保持市场活力。

第三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必须建立的制度。通过公平竞争审查,防止和限制错误的产业政策、企业补贴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对市场竞争机制的破坏,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乘物以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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