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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念——悼念何伯森教授 天津大学校友总会 何红峰转发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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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zztitc 于 2017-3-4 08:40 编辑

回忆与思念——悼念何伯森教授


2017-03-03 天津大学校友总会 天津大学校友总会

何伯森 教授.jpg


2017年3月2日7时58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国际工程管理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名的工程管理专家,原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系主任何伯森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天津逝世,享年85岁。

何伯森,1932年6月生,河南舞阳人。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水利系,此后留校任教,先后在水利工程系、管理工程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89至1995年担任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系主任。曾任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副会长、建设部高等学校土建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职务。

何伯森教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一生奉行母校“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爱国奉献”的精神。他不断求索,勇于创新,为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筚路蓝缕,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组织近百名国内外专家编写了我国第一套“国际工程管理教学丛书”,国家领导人亲自作序,填补了该学科的空白,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主动将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的经典合同范本引入中国,并在范本修订过程中发出了中国声音,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特许建造师学会资深会员。他潜心科研,著作等身,承担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委托的多项重大课题,出版了《国际工程合同管理》等著作8本、译著8本,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建设监理事业特殊贡献奖、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突出贡献奖。他提携后进,甘为人梯,作为国际工程管理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中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和行业骨干,发起创建了“何伯森国际工程管理教育基金”,惠及全国学子。他胸怀家国,学以致用,毕生关注我国建筑业和对外承包工程事业的发展,多次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为我国建设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何伯森教授的逝世,是学校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何伯森教授!



何伯森教授生前曾接受校友总会采访,口述了自己在北洋大学求学与生活的点滴以及教书育人的体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天津大学的热爱、对事业的热爱、对学子的热爱。仅以此文,让我们一同怀念何教授。


滋兰树蕙育新芽

何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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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何伯森先生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写有“滋兰树蕙”的书法横幅,它出自名家手笔,同时也满载着一位学生家长对“园丁”辛勤育人的感激之情。

何老是北洋大学招收的最后一届学生,当年他在表哥的推荐下来到了北洋大学水利系求学,从此与西沽、七里台结下不解之缘。在新中国的阳光下,他的大学生活充满正气,树立了一生践行恪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初入北洋,经历校名变更、院系调整、校址搬迁

我祖籍在河南,抗日战争期间全家随父亲工作单位迁到重庆,中学6年是在重庆南开中学读的,之后考大学时西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分别招生,西南地区我考上了重庆大学,北方地区是录取了之后再报志愿。我表哥原来在北洋水利系读过书,建议我报考北洋大学水利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填报了志愿并被顺利录取。

1950年9月份,我来到北洋大学报到。当时我带着行李和小箱子,从四川先到的北京,在姨妈家略作休息,然后赶来天津。北运河那时候还没有修桥,过北运河需要乘小木船划过去。

我入校的时候,北洋大学水利系有30人左右,到1951年院系合并,河北工学院的水利系合并进来,另外还有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农业机械化专业转过来60多个同学,我们班就变成一百一二十人的大班了。

院系调整之后,当时说北洋要改成什么名字呢?这是全国第一个院系调整的学校,有的师生建议叫“毛泽东大学”,后来到1951年正式定名为“天津大学”。我算是北洋最后一届入校的学生,还在西沽读了两年书。1952年搬到七里台的新校舍。当时国家迫切需要人才,周总理提出来1953年、1954年毕业的学生都要提前一年毕业,我们本应1954年毕业,就提前到1953年毕业了。专业课少学了一些,但利用假期实习还是做了不少。

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抗美援朝报名参加军干校

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学,到北洋大学来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学校里政治气氛浓厚,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具体表现在学生们思想要求进步,积极参与各类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等。

先说“抗美援朝”。志愿军是1950年10月25号正式入朝的,当时同学们都积极报名参加军干校。那时大家经过中学6年的苦读,能上大学都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报名参加志愿军的话,首先要放弃大学学业,还面临随时为国牺牲的危险,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当时大家夜里都睡不着觉,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我最后思想斗争胜利了,认为保家卫国更重要,没有国哪有自己的家?哪还有学习的机会?后来我给父母写信,希望他们支持我的决定,他们也来信表示支持,我就报名了。第一批录取了60人,当时我还在名单里面,可过了几个月之后,可能因为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改为只取30个人,就把我刷下来了。我那时候很瘦,一米八的身高,才65公斤,看上去显得比较瘦弱,可能因此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当时我们水利系一年级有一位姓白的同学被录取了,三四年之后他又回来继续读书。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那时除了“抗美援朝”过程中大家牺牲个人利益保卫国家,镇压反革命使我们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暗。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学校组织学生们来看“老虎”(指可能有贪污行为的人),我是队长。在北洋图书馆的地下一层,把这些“老虎”每人关到一个小屋子里,让他们写交代材料。当时在北洋还是比较文明的,学生们并没有对“老虎们”动手动脚,就是看着他们交代问题写材料,不能让他们随便出去,怕他们“出事”,帮助他们做检查和批判,政策性还是很强的。

“三反五反”之后,就是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帮教师检查他们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学生之中也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进行自我检讨,如资产阶级思想、个人英雄主义、为个人读书等。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BC9E.tmp.png1951年5月1日,北洋大学保卫和平大游行队伍经过天津大红桥

思想要求进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学校期间,学生中要求进步的气氛很浓厚,大家纷纷要求入团、入党。当时的三好学生要求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在中学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大学经过各种运动,认识到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于是便自发地积极要求入党。那个时候,入党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我们班一百多人没有一个党员,当时党支部书记是电力系的两个同学,他们就到我们班来找申请入党的同学谈话,发展党员。大学三年级,在1952年11月23号,我成为班上第一个被发展入党的同学,或许是因为我经过“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考验,再加上我在其他方面的表现等。之后至毕业时,我们班陆陆续续发展了11名中共预备党员。


大学二年级时,我担任过班长、水利系团总支书记,三年级时,担任校团委学习部长、校团委副书记。入党之后,除了上课、学习之外,我还要安排出许多时间做干部和党员这两方面的工作。一二年级在西沽那边政治运动比较多,到了三年级因为要提前一年毕业,我们的课程压缩了,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我的学习基础还比较好,但做干部工作也牵扯了很多精力与时间。不仅要跟入党、入团的同学们谈话,也要与思想上和生活中有问题的同学谈心等,总之同学之间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做干部的更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当时同学们的日子都过得紧张、艰苦,但很快乐。很多学生家里穷,就申请助学金,一个月才几块钱,我们上学时的伙食费是每个月6块钱,在吃饭方面每天主要都是吃高粱米、小米饭和窝窝头、两大碗素菜,一周中有两次改善伙食,吃大米饭和有肉的菜。读大学时,我弟弟、妹妹都在上中学,家里负担比较重,后来我母亲也出来工作了,家里能自力更生,我就没有申请助学金。我母亲每两个月给我寄15块钱,交了12块钱伙食费,还剩3块钱,一个学期差不多能攒10块钱左右,然后就进一趟市里,去买点必要的衣物,同学们那时候生活都是很艰苦的。

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有文体娱乐活动。周六晚上大操场放电影,大家拿着木板凳去看,一个学期也偶尔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当时还有一些歌咏活动,如合唱团,唱革命歌曲和抗战歌曲,还有体育运动,比如练长跑、打球等,大家参加运动会也都很活跃。

专业学习热情高,到“一线”真刀真枪地实习

虽然说当时学生政治运动相当多,但是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我在班上算年龄比较小的,入学时18岁,很多同学解放前都没有机会上大学,是工作了几年后才考上的大学,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入学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虽然入校的动机不一样,但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大家的思想非常明确:学习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

当时中央很重视水利,毛主席在水利方面有很多论述,比如很早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1年1月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2年10月又题词“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土改之后就要求修水利,当时我们班还以“淮河两岸鲜花开”为系歌。全国热火朝天的水利建设,鼓舞着我们青年学子的学习热情,我们都盼望着多学知识,将来为国家水利建设贡献力量。

学校的教学紧密结合国家的建设,实习都是真刀真枪的。我们一年级暑假进行的是测量实习。当时河北省水利厅计划在河北省唐河上游修建西大洋水库,特别希望我校师生能帮他们把整个库区的标高、地形图、断面图等测量出来,于是刘呈祥教授、周恒老师、王世勤老师带队去西大洋水库库区实习,真刀真枪地测量,师生都十分兴奋。我们班去了几十个学生,暑假在那儿干了两个多月,整个夏天骄阳似火,大家穿着裤衩、戴着草帽,早上背着水壶,带上干粮,翻山跨河,一干就是一天,皮肤晒得黝黑,但是大家的干劲十足,每天都能在实习中学到很多东西。

测量完成之后,照例要去现场检验一下绘制的地形图对不对,但是偏偏遇到了雨后唐河发大水,浑浑河水带着石子从山上滚滚流下来,场面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挺吓人的。怎么办呢,到底去不去?王世勤老师坚定地说:必须去校对图纸,我过河去吧!我会游泳。我当时是班长,我说:王老师,我和你一起去,我也会游泳。于是,王老师和我两人就从发大水的河里淌过去,去的时候,水的深度已经到了我们的腰部,同学们都在岸上喊:小心啊!小心啊!王老师和我到对岸现场去检查了地形图,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改完之后拿着图回来,水位那时候就更高了,都已经到了我们胸口,我们两个人手挽着手,另一只手高举着图纸,回到了岸边。

大学时期测量实习

我们真刀真枪实习两个多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到保定将资料和图纸交给河北水利厅,水利厅领导非常感谢我们,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我们一部分同学坐火车回天津,一部分同学坐船回津。我是从保定沿大清河路过白洋淀坐船回来的,沿途芦苇青青,风光秀丽,碧波粼粼,我们还住在渔民家里吃渔民刚用鱼叉捕上来的鲜鱼……同学们轻松愉悦地享受了一次欢乐的旅行,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路上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回到了天津海河码头。

大学二年级暑假是水文实习,是到水利部的水文局帮他们分析整理水文资料,然后去永定河上进行水文测量。实习时间也比较长,到了“十一”国庆节还在北京,我们参加了水利部的队伍,游行时扛着大标语牌子,上面写着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路过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总之,当时的实习密切结合国家建设,真刀真枪地去“一线”实践,对学生来说是很好的锻炼。

在学校期间,老师们的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在经过教师思想改革运动之后,老师们也热情高涨。当时批判帝国主义,英美的老教材一般不用了,前苏联的水利建设规模很大,水平很先进,老师们就尽力去找苏联教材,现学俄文现翻译,能消化多少就给我们学生讲多少,边学边教学生,把最先进的东西传授给我们。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班上的学习氛围很浓,我们班毕业的时候总共有108人,号称“一百零八将”。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是一个党员,干水利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所以就报了勘测、施工、设计等志愿,没有想留校任教。印邦炎老师找到我说,要我留学校当助教。我是党员,当然只有服从分配了。当时国家要发展教育,我们班同学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左右都走向了教育战线。有十几个同学分配到天大、清华以及武汉等地的高校做助教,二十几个同学去全国的各个水利中专学校当老师,还有12个同学跟前苏联专家攻读研究生,另外一半就分配去全国的水利建设部门,包括水利部和一些水利设计院、工程局以及新疆、宁夏、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当时大家都热烈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工作,没有不服从分配的。

北洋求学影响毕生

北洋大学3年的求学生活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是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二是奠定了后来的学习基础。

我是党员,这一辈子要为国家、为革命奉献自己,毛主席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深地铭刻在心中,凡事都会先想到国家的需要、学校的需要、生产单位的需要,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需要。北洋的生活给我打下了这样的政治基础,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1986年我出国回来,50多岁转行从事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创建工作,也是首先考虑到那是国家的需要(1986——1987年,何伯森赴伊拉克担任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CWE)DIBBIS大坝重建工程的技术顾问,主要负责项目的“技术外交和经济外交”,涉及合同管理、投标报价、变更、索赔以及技术谈判等工作,期间经历诸多谈判过程和项目管理实践,萌生要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国际工程管理人才的强烈愿望)。1996年退休以后,近20年也是一直在从事专业学科建设,编写教材、专著,做一些咨询工作,还做了15年的仲裁工作、能为国家服务、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很享受。

在北洋大学的学习生涯,除了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外,在学习方面也受益良多。“文化大革命”之后,扔了很多年的专业知识,到需要用的时候,我拿本书看一看就又能运用自如了,这就是源于当年在大学打下的良好而扎实的业务基础。

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人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工作,多关爱别人,心灵上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与满足。做一个老师首先要爱学生,对学生有感情,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他们。原本我没有报志愿当教师,但当了教师后,我便觉得这个职业很重要,很神圣,也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培养的是高级的产品——人才。作为老师,我们要在思想、业务和生活上都作出榜样。这些都是北洋大学给我的一些基本素质。



新闻来源:《我们从北洋走来》——北洋大学校友口述录
编辑:孙亮  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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