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某些政府部门：一直在渎职，从未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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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节资率”：

中标者的利润有多少？

假如，原先利润率是30%的话，让利25%，还剩下5%；

假如，原先的利润率是20%的话；对方的节约，等于中标方让利30%，那岂不是“赔本赚吆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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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地方政府“阳光采购”频频引发争议：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１０９万元，可结算价却高达８７５万元，高出８倍还多。长沙市另一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比公示价高出千万元。在此之前，昆明市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被曝集体“高价采购”，而长春市购进一台电脑接近３万元……本为引进竞争、节省支出的政府采购，究竟生了什么“病”？

     在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建造中，有十余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远远高出中标价。其中，这栋大楼的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１０９．８万元，结算价则高达８７５．５万元，高出了８倍。对此事件，当地数位退休老干部向省纪委、省工商局等部门实名举报，但据记者了解，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查清查明。

    长沙市还有一个废弃物污水处理项目，政府采购时的中标公示价为５３４６万元，但实际结算价至少比中标价高出上千万元，这引起了审计部门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项目开标后，多家投标公司质疑招投标程序涉嫌违规。据参与竞标的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介绍，招标公告曾规定：“项目设投标报价上限值，上限值在开标前７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投标人。”但在开标前３天，招标方突然取消了投标上限值。他们表面上以较低价格中标，暗地里却以远高于中标价结算。

---------  合肥市的结算价格是?比例，省的可能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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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中的很多问题，大多和对招标人的约束与监管不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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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是真实数据的反映，一般说来，招标节资率应在5%以下较为正常。

余以军

预算1000万，中标700万，结算1500万。皆大欢喜！   
   
[毅青] 一起得意
   
你能怎地！！！！




好一个毅青老师！

汉瓦

　近年来，地方政府的数字造假一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据《半月谈》报道，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2009年一般预算收入不足亿元，在保定市“工业西进”战略的促动下，这里掀起招商引资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背后，数字造假成了显示政绩的主要手段，一个只有300万的项目，政府上报称完成投资1亿元。   

　　阜平县只是数字造假大军中的一员。多年来，地方数据上的不真实，已经使官方统计数字一再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并成为损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来源。新闻只是以阜平县为样本，再一次详细揭示出了所谓重点项目“大跃进”的真相和这种谎言的制造过程。一个投资项目额从实际完成到上报，瞬间翻了30多倍，只是地方领导会商、参考其他同级区县并由他们亲自决定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实际的数字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显示出地方领导政绩的数字是多少。一切按需制造，是这种上报数字出台的总原则。   

　　从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来看，无论是地方GDP、招商引资，还是灾情上报，数字造假和注水的程度是惊人的，也是相当明显和普遍的。造假的方式并不隐秘，假数据的出台也显得相当轻松，甚至到了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的程度。这种状况不是社会不反感，也并非没有引起过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虽有中央三令五申和“统计大检查”行动展开，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类问题不仅不见终结的迹象，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民众眼里，这种地方发展的不真实状态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数字游戏”。“游戏”意味着，一方面，这种纯粹人为制造的数据要在各种决策场合和考核过程中真实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成为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无论造假多么泛滥，民众也只能作为观众，止于愤怒、无奈和冷漠。在行政体制之内，同地区的领导者均为利益均沾者，而上级的检查也只是走过场。这正是说明，比造假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在数据造假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选择和习惯的时候，它面临的风险和约束却依然几乎等于零。   

　　从造假的主体来看，与数据造假带来的巨大政绩利益而言，造假的成本则显得相当低廉。这种人为制造出的数字能够在地方排位和考核中博得一个理想的位置，却没有人为这样的造假担责，在这样的利弊权衡之下，造假的程度不断攀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方数据无法取信于民，也就是政府无法取信于民。现有的事实一再证明，数字不实不是一个方法和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深的政治命题。它出现的逻辑其实与中国行政体制的现有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假数字无所畏惧地被制造，不仅意味着地方发展在空转，也意味着行政体制的内部运行也在伴随这种造假行动空转。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一直显示的都是权力对谁负责，由谁授予的问题。但现实也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早已点题，却远未破题。
——  汉网-长江日报 李琼：治理数字造假应当尽快破题

hetan719

　　那些数字我是不相信了，那么领导自己信吗？
　　如果按照那些数字，某些地方水稻亩产90年代初即超过了袁隆平现在的水平了，正科级领导的工资刚达城镇职工收入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