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给招标采购从业者：投票里面的名堂(肉唐僧)

汉瓦

民主的要义有二，一是公议，二是投票。公议的目的是要保证大家在投票前确实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事情投票。前些年，纽约的一个调查公司以街头随访的形式问路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84%的人表示同意。再细问这些表示同意的人，“那你知道现在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吗？”78%的人表示不知道。这不是起哄吗？
公议这东西，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以前遇事不决，大臣们分成两派吵作一团，称之为廷议，不过议完最后拿主意的却是皇上。可见“先民主后集中”还真是源远流长。但是议完之后的投票，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十分陌生。比如我们现在最经常听到的抱怨是，小区业主们麻木而愚蠢，宁可被无良物业公司坑害也不愿意以投票的方式参与社区的公共政治生活。其中，当然有中国人普遍缺乏公民意识的主观原因。但是客观上，投票的技术环节的缺失，比如议案的形成、投票选项的强度设计、投票前竞争性组织的培育、获胜方的分配倾斜和资源奖励等等，也是很大的问题。
这种技术上的缺陷，有时会产生令人非常难堪的结果。比如，2008年的时候CNN主持人卡弗蒂说了句中国人是“a bunch of thugs”，央视网站就搞了个投票。选项分别是：
A：强烈要求CNN及卡弗蒂向全体中国人民道歉　
B：强烈要求CNN开除卡弗蒂
C：卡弗蒂道德败坏，应永不得从事媒体行业
因为允许ABC同时选，所以卡弗蒂得了一千一百二十多万票，ABC得票都差不多，都是三百多万票。这是可以预料的结果。愤慨的情绪或可理解，但投票的选项设计实在是愚蠢透顶。因为，这三个选项其实是一个意思，而同时，却没有给支持卡弗蒂的人或打酱油的人以表达的机会。
央视的这个投票甚至比斯巴达还不如。斯巴达理论上每个公民也有平等的票权，但是它却被称为寡头政治，原因就在于它的投票设计上：首先提案权是被九长老的元老院垄断的；其次，投票的结果并不取决于计票，而是听支持者是否发出足够大的喊声。喊声够不够大呢？这却由元老院指定的“监察官”来判定。如此一来，比如说元老院提议在张三和李四之间选出一个当气象预报员，三分之二的群众心仪的却是王五。那没办法，你的权利仅限于不喊。
投票里面的名堂非常多，是门很深的学问。首先，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投票，比如小区会所是否禁止吸烟。如果这种事情也发起投票，而且不巧，小区里多数居民是抽烟的，那就形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伤害。“你嫌有烟味你可以不去会所呀”是拿不上台面的。因为民主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公共策略选举的工具，其指向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和对所有人的公平。不能满足这两个要件的投票，就没有正当性。
其次，关于投票最有趣的问题是：什么机制才能保证该赢的人赢。早在十八世纪，法国人博尔达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候选人或候选方案达到或超过三个以上时，谁票多谁就当选就不靠谱了。比如在一个班级里选班长，极端的条件下，每改变一次投票规则，都会产生不同的选举结果。
多年后，肯尼斯·阿罗用数学证明了博尔达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当候选方案达到三个甚至以上时，我们就无法通过对个人偏好的加总来得出整体社会的偏好”。此之谓“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直接产生的一个推论是——阿罗为它起了一个很古怪的名字——“非相关候选对象缺乏独立性”。就是说，当两个重量级选手正你死我活命悬一线的时候，突然跑出个打酱油的。虽然这瓶酱油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但它却会戏剧化地影响最终的结果。关于这个，戈登·塔洛克在其《论投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一书中举了个很好笑的例子，说的是在饭馆点菜：
我：你们有什么吃的？
服务员：牛排和鸡肉。
我：那来份牛排吧。
服务员：好的。顺便说一句，我们还有龙虾。
我：哦？那太好了！那给我来份鸡肉吧！
关于投票，如果偏重历史和原理，那么可以选择塔洛克的《论投票》。如果偏重实战，那么我推荐庞德斯通的《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刘国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后一本书尤佳，里面关于美国大选的精彩段子不断，文风类似《光荣与梦想》，令人爱不释手。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之余，也介绍了关于投票研究的最新进展。沃伦·史密斯用计算机模拟了一百四十四次投票，测试了所有已知的投票方法。包括简单多数、复选（前两名再决赛一次）、孔塞多制（两两PK）、博尔达计分法（对偏好进行排序赋值，比如第一名五分、第五名一分）、认可投票制（就是一张票可多选，联合国选秘书长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一堆候选人里把你不喜欢的划掉）。
史密斯的结论是：最好的投票方法是计分投票制，就是网络上最常见的“亲，给好评吧”那种从一到十的打分制（豆瓣上的五颗星其实与十分制等效，因为可以选半颗星）。
麦克卢汉说大众传媒的发达是民主的利好，看来所言不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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