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这个“反腐措施”为何被称为“腐败帮凶”？(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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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招标人和投标人：

    （1）进一步明确《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的法律含义



换句话说，该授权书既是投标文件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对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双方都有一定的约束。似乎应该一式三份：一份法定代表人自留，一份给被授权人，一份提交给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


（2）建议加强自律，不管别人怎样，从我做起；反对和抵制各种各样的“行贿受贿”行为。


（3）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法，修改《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即以“暂停（单位）资质”等等为主的处罚；以对“单位处罚”为主，个人承担其中5%－10% 的规定。（因为，那也是财政性资金或者其他公共资金）；过渡、改变为对直接责任人更为严肃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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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面主要论述的“合肥评标专家窝案”的教训，提出个人的建议和对策：



对于评标专家：



1）应该认识到，作为评标专家整体，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我们信任和依靠的一种力量；同时，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也应该受到约束。



2）在省部级以上的专家库中，挑选一少部分有水平、有权威、经过考验有一定道德的专家，作为高一层次的专家，处理有争议的疑难质疑投诉等问题。这批专家，类似目前歌手大赛的评委那样，名单可以公布，接收广大群众的监督。


3）纠正那种“片面的追求缩短评标专家抽取时间，以保公正的做法”；辩证的对待“随机抽取”专家的做法，兼顾“公正”和“评标质量”；



4）研究评标专家对不同招标项目合理的评标时间；



5）对入库的评标专家，提前并经常进行其他道德和必备知识（法律法规和采购招标知识的培训；



6）不仅仅建立对评标专家的“动态考核”，更要建立“评标长期负责”的制度；



7）逐步取消任何形式的现金支付专家咨询费的做法，改为给每一个人设立（也可能是自己设立，上报）账户，统一支付。此外，任何从招标人或者投标人那里取得的“利益”，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这样，即提醒了专家，也告知了所有的招标人和投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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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四  结束语和对策的个人建议：



虽然，中国青年报的社论，针对政府采购的药品招标而提出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但是，综前所述，“招标”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一种交易方式；由于它具有“两明、三公和一锤子买卖，是“招标”最主要的特征”，（本人旧文，被百度收录，作为对“招标”一词的参考解释）所以，被用来作为各种政府采购和其他国际组织常用的“公共采购”主要采购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本身不是专门的反腐败措施；但是，它的“阳光”特点，使得在满足“效益和节约”的同时，也起到带来的“反腐”副产品作用。



举例，“菜刀”主要是人们生活中切菜的工具；但是，历史上也有过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典故，如今偶尔也听说过有人用菜刀杀人的案例。人们既不可把菜刀与革命等同，更不可把菜刀与凶器并列。


目前，各个领导机关和人们都在期待着两法的《实施条例》早日出台，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有关的细节规定。


以本人的愚见，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及时并明确的规定：如何防止和纠正那些违反《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的政令？



一起招标投标中的典型的腐败案例，危害是巨大的；但是，一个错误的，违法的“政令”，甚至包括那些以“打击腐败”为理由而出台的政令，也许对法律的伤害更大。说到采购招标方面，中国目前的上千种法律法规，实际上法律不多，只有十几个；而多数是地方或者部门的政令。五花八门的政令，使得参加考试的考生为难，也使的我们的主管部门和官员为难。


本人猜测，甚至主管“政府采购”的财政部，以及牵头主管“法定招标投标”的发改委的官员们，也有难处。


本人斗胆建议：研究并建立“违法违规”政令审查和纠正机制。



简单举例：假如省发改委发现下属某市的一个关于招标投标的实施办法违法，则可以有权发文给地方的主管行政机关，提出“质疑”、“商榷”或者“抗诉”；


而地方主管的行政机关，必须在15天内予以答复。


这样做，虽然添加了事情和麻烦；但是，有利于国家纵向的行业管理，有利于纠正地方保护主义；既赋予主管部门适当的管理权力，也明确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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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方面：一个尚待研究的课题：



不得不谈一下，这里还有一个我尚不很明白，需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的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说：“服务性的政府，也是一个讲法治的政府；管理型的政府，主要还是人治型的政府”？



  2010年6月12日，《南方都市报：用权力规范市场既无效率更不公平》那篇文章，举例说明了存在这种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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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应该结合反官僚反浪费来反对采购招标中的腐败



在现实实践中，干扰“阳光招标”的，不仅仅是几个贪官或者评标委员的贪污受贿；还有大量“官僚主义”的体现：在央视报道上述中央治理整顿小组曝光20个案例的同时，央视的其他节目，比如，引起中国青年报社论《当招标制度成了药价虚高的帮凶》的“天价芦笋片”事件，出厂价只有15.5元，医院卖给患者的价格却为213元，利润高达1300%。而它，居然经过的层层手续和政府采购，都是合法的？人们竟然找不到责任人？！


那个新闻1+1 《城市为谁而建》报道中提到的清水县，年财政收入只有3000万，却要花费60亿，打造一个新城，结果，【屹立在寒风中的这些建筑已经停工了三年，如今空无一人，一片死寂，已经成了烂尾楼】；而那个花费50亿元（有消息说，实际的花费上百亿），打造的康巴什，人们称它为“鬼城”，同样，找不到谁该为此负责。……


在57个厅局级贪官的背后，在那些“烂尾楼”、“烂尾路”、“豆腐渣工程”的背后，是不是都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员的影子呢？人们常常批评那些“三拍”干部（决策时拍脑袋；实施时拍胸脯；竣工检查时拍屁股走人）；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也相当于给那些贪官开了绿灯？


当人们总结说到“有相当多的招标投标流于形式”，是不是也应该把那些“豆腐渣”工程招标的数刨去，把那些虚假的水分挤掉？


只有科学合理的贯彻“阳光采购招标”，才有可能减少留给贪官的钻空子的空间，更好的防止腐败和贪污受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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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 什么是“腐败”？在采购招标中，是否需要结合反“官僚”一起来反腐败？



3A、什么是腐败？



什么是“腐败”似乎人们都知道。但是，在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20起重大案件中，多数指的是那些个人“贪污受贿”的情况；包括合肥评标委员窝案。


如果学习有关反腐败的专家论述，人们会看到，专家们的解释是：寻租。


难怪人们常常称一些中国的专家为“砖家” ？他们的本事，就是把一些常识问题，解释成谁也不懂的高深理论，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


令我敬佩的一位“非专家”的人民网网友评论员邵道生，却挺身而出。他在退休后，不顾自己身患“白血病”，积极参与人民网的评论，写出了长达数十万字的《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引用上百个发生在实践中的案例，深刻解剖分析了中国社会现实的腐败问题。



对于专家们普遍的国际惯例说法“寻租”，邵道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引用了牛津词典、国际透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和一些国外专家学者的言论等等以后，自己解释和定义为：



【我则认为，腐败就是利用公权公职采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为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所属的小集团谋取私利的现象，简言之“腐败就是用公权谋取私利。”】



他还说：



【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会泛滥成灾？我们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几任国家领导人都发出了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的警告？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当今人们热烈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腐败发生、泛滥的原因论。



这个问题的研究特别复杂，光搬国外的腐败理论，也许有点“新意”，如那个所谓的“权力寻租论”，不过依我之见，它除了用人们不懂的或复杂的文字去代替谁都明白的“权钱交易”这四个字之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探究中国的腐败原因只能在研究中国权力腐败者的“腐败实践”中产生。



那么，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泛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头一号的因素是：腐败了的权力者禁不住“巨大利益的诱惑”，这是腐败发展、泛滥的主因，是內因。】（引文完）


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或者“损公肥私”）——简单概括邵道生的研究，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严格的讲起来，这里的“私”字，不仅包括人们常见的个人的“私”，而且包括一部分人，一部分小团体的“私利”。



在采购招标投标中，那种“串通投标”，即含有损害公共利益，而追求小集团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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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管理型的政府，注重的往往是给人看的表面文章、花架子。而服务性的政府，注重的是实效。



记得看过一篇杂文，大意是说：年底，朝廷召开反腐败总结预备会，汇报总结一年的工作，提出下年年度的任务。会上，各个大臣们积极踊跃的发言。甲大臣说，我拒绝了向我跑官要官的人们十多次；乙大臣说，我拒绝了向我行贿的大约二十多人次；丙大臣说，我拒绝了行贿和美人计和其他变相腐败30多人次；丁大臣说，我组织下属官员100人，全部签署了“廉政公约”。大家的发言，一个比一个精彩。但是，唯独包公一个人坐在一边默默不语。皇上也忍不住了，问道：“包爱卿，你怎么不说说呢？”。包公慢慢腾腾的回答，让我说什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铡美案”，结果，这一年一个向我行贿的人都没有！听到这话，众人全都愣住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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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服务型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在告诉大家“如何做才对”的方面，不是在“怎么做不行”等等；正如好的医生，重点提示你预防，小病及时治疗；而不是等病重了再开刀。



以本人曾经多次赞扬的商务部主管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为例，在《招标投标法》颁布后不久，商务部即出台“13号令”规范有关具体的做法和程序；而更为特殊和有意义的，是尽快制定出有关国际招标的范本，同时，不断修改，使其完善。


发改委等多部委，也在2007年推出了施工招标和资格预审方面的《标准文件》。


其实，还应该有更多的“范本”推出，供大家学习和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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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管理型的政府部门，出台文件或者措施，往往都是“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对其他人严厉，对自己则轻描谈写。



小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那时，电影院比较多，如果不看热门的头一轮的电影，而看第二轮，第三轮的复演电影，也许只用一毛钱就可以了。我的感受，正如后来有人写短文总结的那样：


入场就坐后，便先观看影院的幻灯片：


“本院实行凭票对号入座；不得私自乱坐。违者罚款 ！”


“本院严禁吃带皮的果食，违者罚款！”


“本院严禁乱扔垃圾，违者罚款！”


“本院严禁大声喧哗，违者罚款！”


  反复播放多次后……  …… ，


突然打出：


“影片未到；请观众在座席上耐心等候。希大家原谅。谢谢 ！”


这种类似的情形，现在不也是可以见的吗？


而服务性的政府，不仅重要的事情提前“公示”（比如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而且，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有关领导承担个人责任，“引咎辞职”。



在中国古代，引咎辞职是常见的事情。诸葛亮同志错误的任用马谡，失掉了街亭；最后，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而且自己处罚自己。


但是，目前，这种事情比较少见。因为，“官本位”的潜规则盛行；职务，不仅意味着“权力”，还意味着个人的“待遇”诸多方面。


本人看到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孟学农。他在任北京市长不久，赶上了非典，第一次“引咎辞职”；复出后，改任山西副省长代省长等职。2008年09月因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再次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本人不在北京和山西生活，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但是，看了他赋闲时，针对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那句“雷人语言”而作的：《心在哪里安放》的诗歌，本人还是深深被感动：人们需要那种勇于负责的，有缺点但是干实事的“好官”，不需要那种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另做一套的贪官，也不需要总是四平八稳不犯错误的“庸官”。


孟学农现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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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广州的“最牛交通路牌”：（截图）





司机和记者都傻了：不知道该怎么走？直行不行，左拐右拐都不成，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