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北京市民“奇葩”遭遇：请开具证明证实你妈是你妈 新华网【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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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奇葩”遭遇：请开具证明证实你妈是你妈


新华网  2015年04月08日 10:08:14 来源： 人民日报


　　“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


　　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需要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


　　“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在陈先生为此感到头大时，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这一难题的解决，最终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


　　陈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明？近日，本报在《关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区治理》的报道中一针见血：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笔者办事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然而当我们对一些证明感到不可理解，去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个证明，得到回答往往是“就是这么规定的”。诚然，必要的证明是应该的，但花点钱、找找人就行，或者在没有知情权的社区盖个章也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实不少证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黄庆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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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范云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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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强脑筋急转弯：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

2015-04-09 新京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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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历史将记住那些平凡的推动者与制度变革者，记住一个时代如何于细微处渐渐脱胎换骨。用胸怀装几粒希望的种子，我们一同出发。

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被要求出具他和紧急联络人的母子关系证明。陈先生落户北京，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有人说需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证明。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恼火。最后这一难题的解决，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除了证明“我妈是我妈”，各种各样“无法自证的清白”让人们四处跑腿、无语凝噎：应聘、考试要出具品行端正证明，不懂事的小孙女在家撕碎了钱、去银行兑换残币要求社区开证明……

（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

昨日，人民日报讲述了陈先生“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奇葩遭遇——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却被要求出具陈先生和紧急联络人的母子关系证明。陈先生早已落户北京，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头疼之际，有人给陈先生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个证明。先不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恼火。最后这一难题的解决，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

除了证明“我妈是我妈”，各种各样“无法自证的清白”让人们四处跑腿、无语凝噎：应聘、考试要出具品行端正证明，不懂事的小孙女在家撕碎了钱、去银行兑换残币要求社区开证明，引产要到社区开具“自愿”证明……

找工作要开品行端正证明

去年，郑州市多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吐槽说，来社区开各类奇葩证明的太多了，比如人品证明。开这类证明的多是准备应聘保安、内勤等工作的，此外各种司法、教师考试也要求开具品行良好证明。

查阅发现，河南省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公告上，在报名条件中就要求报名者“品行良好”。《河南省司法厅律师执业许可审核操作规程(试行)》要求，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的，要求提供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品行良好证明。

在《河南省教育厅关于2014年面向社会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中，也要求申请教师资格人员需到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具本人思想品德鉴定。

卖房需要单身证明

西安市民王嫣(化名)2002年离婚，2005年她在西安长安区买了一套房子，2008年再婚。今年1月，王嫣打算卖房却被要求出具2002年至2008年之间的单身证明。最后她跑遍了婚姻登记处、公证处、街道办等单位才得到了一张单身证明。

据悉，“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始于2004年，当时辽宁省就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向民政部做了请示，之后民政部发函，指出民政部门可以根据所掌握的婚姻登记档案为当事人出具在本辖区内“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并须备注不包括在本辖区域外的其他地方的婚姻登记。2012年，民政部又发了《关于做好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现在“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的用途已经由最初的买房贷款过渡到了房产过户、银行贷款、户口迁移、出国移民、继承遗产、教育、司法公证、拆迁安置、婚介所相亲、办理低保、用人单位招聘、医院做手术、计划生育等各个领域。要求出具证明的类型由开始的未婚者，扩展至所有的单身状况，包括未婚者、离异后未再婚者等等。

兑换残币要看孙女“撕钱”证明

57岁的张安在家负责带孙女，2014年的一天中午，张安在厨房忙做饭时，孙女拿起客厅茶几上的几张百元大钞叠着玩。待张安端着饭出来，桌上已是一堆“红纸片”。张安戴着老花镜一点一点地将钱拼起来，但还是缺了几块，于是去银行兑换残币。

“想着能兑换多少就兑换多少，可银行非得让我去社区开个证明，证明这钱就是我孙女撕的。”张安说，他找到社区，工作人员说这根本就没法开，他们也没亲眼看见钱是不是孙女撕烂的。

创业要开“不扰民”证明

2014年9月兰州90后青年小李辞职创业，由于手头资金有限，就在自家的一套房子里开公司。小李去工商局办理注册手续时，被工作人员告知缺少了“不扰民证明”。追问原因后得知在家开公司，房子的性质就由住宅转变为了经营性场所，需要出具“不扰民证明”。

目前，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方便创业者注册，已放宽了出具“不扰民证明”的权限，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所在社区、物业办或房屋主管部门均可出具。

自愿引产也要社区同意证明

“我要去医院做引产手术，但医院让找社区开个证明。”2014年，郑州女子陈风(化名)来到金色港湾社区居委会，要求社区工作人员给她开个同意引产手术的证明。社区办事员张萍听完后很诧异：“做引产手术不是自己愿意就能做吗?为啥还要让社区同意呢?”

对此，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工作人员解释，年满20周岁、怀孕14周以上的妇女终止妊娠的，应提供乡(镇)政府或者街道办计生机构出具的证明，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新京报新媒体编辑 戴熙婷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大河报、华商报、西部商报、新疆都市报

评论“我妈是我妈”该怎么证明?

“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市民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时遇到的尴尬事。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

据统计，从娘胎里的准生证，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人生不足百年，仅常用证件就一百多个。把办zheng所需时间和费用累加，无疑天文数字。更让人窝火的是，证明过多过滥过奇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对某些有权有势者而言，别说“证明我妈是我妈”了，假身份证、假护照都不成问题。一边“吃拿卡要”成风，一边摆出“按规定办事”的姿态，这并不罕见。

表面上，这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担责。各职能部门就像一个个行政“堡垒”、信息“孤岛”，相互隔绝，壁垒森严，让百姓跑断腿。

根治证明过多过滥过奇问题，当务之急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行政壁垒就首先要破除部门“利益壁垒”，难度可想而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也是简政放权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zheng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

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根治“奇葩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众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负责办、具体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根治办zheng多、办zheng难问题。(陈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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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1+1



证明“我妈是我妈”蕴含多少费解与刁难




蒋萌



2015年04月09日15:25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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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我妈是我妈”蕴含多少费解与刁难

背景：北京的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需要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他想到母亲。但是，得有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如果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这个证明，先别说能不能顺利开出，光想到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


京华时报发表陈广江的观点：根治证明过多过滥过奇问题，当务之急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行政壁垒就首先要破除部门“利益壁垒”，难度可想而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也是简政放权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zheng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众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负责办、具体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根治办zheng多、办zheng难问题。


华商报发表杨鹏的观点：据公开报道，社会对数据需求日益强烈的背后，是政府掌握了超过9成信息资源，但大量分散在各个部门，彼此未打通，且多处于“沉睡”状态的现实。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认为症结“集中表现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推动措施，很多政府部门担心增加工作负担，甚至顾忌数据披露会暴露管理中的不足，因而主动性不强；相关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法律不健全，缺乏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地方政府和垂直系统各自为政，造成新的开放的数据孤岛”。某种意义上，信息化建设与简政放权是一体两面，没有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简政放权就是空话，而之所以敢于简政放权，就是信息化建设的同步上路。


小蒋随想：证明越多，越是证明这个世界缺乏信任感。社会似乎总是以怀疑的目光打量每个人，如果拿不出证明，仿佛你就是“有问题”的。要是“按规定”去办一系列的证明，恐怕要经历“无磨难不证明”——不少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就不用说了，若是遇上不同部门之间扯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证明开具顺序，就等着跑断腿吧。当你为一个证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又会惊讶地发现某些干部居然有N个身份证乃至户口。办zheng究竟约束了谁，有证是否就“没问题”，令人困惑。当然，不能说所有证明都是无意义的、折腾人的，但若只靠各机构与部门自说自话“合理”、“必须”，恐怕也不能服众。在某种程度上，如何厘清哪些证该办，哪些证没必要办，也是检验简政放权实效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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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


2015-04-13 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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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很多证明，让人啼笑皆非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他需要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可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在陈先生为此感到头大时，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

先不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很远的路，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这一难题的解决，最终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

据了解，这样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奇葩证明”

单位录取新人，社区开具“人品证明”。小威毕业后找到一份银行押运的工作，公司要求他到社区开具一份“人格担保证明”，以保证小威在学习生活中作风优良，无劣迹行为。

做人流手术，需要证明“自愿的”。某社区的居民小王和爱人来到社区办公室，原因是爱人要流产，医院要求社区出具证明，说明小王的爱人是自愿流产。

开饭店办执照，社区担保“不扰民”。哈尔滨的孙女士拿下一家门面，准备开饭店，到工商局办营业执照时被告知须到社区开一张改变房屋使用用途的证明，同时证明饭店的经营不会对周围民众生活造成困扰。

摔伤申办保险的“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某社区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自家卫生间摔倒受伤，保险公司要求老人到社区开一张“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才能进行赔偿。

打破信息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办个简单的事儿，咋需要这么多证明？有这个必要吗？近日，人民日报在《关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区治理》的报道中一针见血：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

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一位编辑办事时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更奇葩的是，当去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个证明，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就是这么规定的”，一句话呛得你无语。

如今，信息化已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能和便利，真要下决心解决，并不是什么难事。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是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才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不需要解答“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世界难题了。

（摘自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