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gzztitc 于 2017-3-4 08:40 编辑
回忆与思念——悼念何伯森教授
2017年3月2日7时58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国际工程管理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名的工程管理专家，原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系主任何伯森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天津逝世，享年85岁。
何伯森，1932年6月生，河南舞阳人。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水利系，此后留校任教，先后在水利工程系、管理工程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89至1995年担任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系主任。曾任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副会长、建设部高等学校土建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职务。
何伯森教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一生奉行母校“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爱国奉献”的精神。他不断求索，勇于创新，为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筚路蓝缕，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组织近百名国内外专家编写了我国第一套“国际工程管理教学丛书”，国家领导人亲自作序，填补了该学科的空白，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主动将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的经典合同范本引入中国，并在范本修订过程中发出了中国声音，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特许建造师学会资深会员。他潜心科研，著作等身，承担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委托的多项重大课题，出版了《国际工程合同管理》等著作8本、译著8本，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建设监理事业特殊贡献奖、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突出贡献奖。他提携后进，甘为人梯，作为国际工程管理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中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和行业骨干，发起创建了“何伯森国际工程管理教育基金”，惠及全国学子。他胸怀家国，学以致用，毕生关注我国建筑业和对外承包工程事业的发展，多次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为我国建设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何伯森教授的逝世，是学校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何伯森教授！
何伯森教授生前曾接受校友总会采访，口述了自己在北洋大学求学与生活的点滴以及教书育人的体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天津大学的热爱、对事业的热爱、对学子的热爱。仅以此文，让我们一同怀念何教授。
滋兰树蕙育新芽
何伯森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BC9D.tmp.png 【导读】在何伯森先生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写有“滋兰树蕙”的书法横幅，它出自名家手笔，同时也满载着一位学生家长对“园丁”辛勤育人的感激之情。
何老是北洋大学招收的最后一届学生，当年他在表哥的推荐下来到了北洋大学水利系求学，从此与西沽、七里台结下不解之缘。在新中国的阳光下，他的大学生活充满正气，树立了一生践行恪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初入北洋，经历校名变更、院系调整、校址搬迁
我祖籍在河南，抗日战争期间全家随父亲工作单位迁到重庆，中学6年是在重庆南开中学读的，之后考大学时西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分别招生，西南地区我考上了重庆大学，北方地区是录取了之后再报志愿。我表哥原来在北洋水利系读过书，建议我报考北洋大学水利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填报了志愿并被顺利录取。
1950年9月份，我来到北洋大学报到。当时我带着行李和小箱子，从四川先到的北京，在姨妈家略作休息，然后赶来天津。北运河那时候还没有修桥，过北运河需要乘小木船划过去。
我入校的时候，北洋大学水利系有30人左右，到1951年院系合并，河北工学院的水利系合并进来，另外还有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农业机械化专业转过来60多个同学，我们班就变成一百一二十人的大班了。
院系调整之后，当时说北洋要改成什么名字呢？这是全国第一个院系调整的学校，有的师生建议叫“毛泽东大学”，后来到1951年正式定名为“天津大学”。我算是北洋最后一届入校的学生，还在西沽读了两年书。1952年搬到七里台的新校舍。当时国家迫切需要人才，周总理提出来1953年、1954年毕业的学生都要提前一年毕业，我们本应1954年毕业，就提前到1953年毕业了。专业课少学了一些，但利用假期实习还是做了不少。
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抗美援朝报名参加军干校
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学，到北洋大学来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学校里政治气氛浓厚，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具体表现在学生们思想要求进步，积极参与各类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等。
先说“抗美援朝”。志愿军是1950年10月25号正式入朝的，当时同学们都积极报名参加军干校。那时大家经过中学6年的苦读，能上大学都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报名参加志愿军的话，首先要放弃大学学业，还面临随时为国牺牲的危险，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当时大家夜里都睡不着觉，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我最后思想斗争胜利了，认为保家卫国更重要，没有国哪有自己的家？哪还有学习的机会？后来我给父母写信，希望他们支持我的决定，他们也来信表示支持，我就报名了。第一批录取了60人，当时我还在名单里面，可过了几个月之后，可能因为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改为只取30个人，就把我刷下来了。我那时候很瘦，一米八的身高，才65公斤，看上去显得比较瘦弱，可能因此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当时我们水利系一年级有一位姓白的同学被录取了，三四年之后他又回来继续读书。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那时除了“抗美援朝”过程中大家牺牲个人利益保卫国家，镇压反革命使我们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暗。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学校组织学生们来看“老虎”（指可能有贪污行为的人），我是队长。在北洋图书馆的地下一层，把这些“老虎”每人关到一个小屋子里，让他们写交代材料。当时在北洋还是比较文明的，学生们并没有对“老虎们”动手动脚，就是看着他们交代问题写材料，不能让他们随便出去，怕他们“出事”，帮助他们做检查和批判，政策性还是很强的。
“三反五反”之后，就是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帮教师检查他们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学生之中也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进行自我检讨，如资产阶级思想、个人英雄主义、为个人读书等。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BC9E.tmp.png1951年5月1日，北洋大学保卫和平大游行队伍经过天津大红桥
思想要求进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学校期间，学生中要求进步的气氛很浓厚，大家纷纷要求入团、入党。当时的三好学生要求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在中学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大学经过各种运动，认识到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于是便自发地积极要求入党。那个时候，入党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我们班一百多人没有一个党员，当时党支部书记是电力系的两个同学，他们就到我们班来找申请入党的同学谈话，发展党员。大学三年级，在1952年11月23号，我成为班上第一个被发展入党的同学，或许是因为我经过“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考验，再加上我在其他方面的表现等。之后至毕业时，我们班陆陆续续发展了11名中共预备党员。
大学二年级时，我担任过班长、水利系团总支书记，三年级时，担任校团委学习部长、校团委副书记。入党之后，除了上课、学习之外，我还要安排出许多时间做干部和党员这两方面的工作。一二年级在西沽那边政治运动比较多，到了三年级因为要提前一年毕业，我们的课程压缩了，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我的学习基础还比较好，但做干部工作也牵扯了很多精力与时间。不仅要跟入党、入团的同学们谈话，也要与思想上和生活中有问题的同学谈心等，总之同学之间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做干部的更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当时同学们的日子都过得紧张、艰苦，但很快乐。很多学生家里穷，就申请助学金，一个月才几块钱，我们上学时的伙食费是每个月6块钱，在吃饭方面每天主要都是吃高粱米、小米饭和窝窝头、两大碗素菜，一周中有两次改善伙食，吃大米饭和有肉的菜。读大学时，我弟弟、妹妹都在上中学，家里负担比较重，后来我母亲也出来工作了，家里能自力更生，我就没有申请助学金。我母亲每两个月给我寄15块钱，交了12块钱伙食费，还剩3块钱，一个学期差不多能攒10块钱左右，然后就进一趟市里，去买点必要的衣物，同学们那时候生活都是很艰苦的。
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有文体娱乐活动。周六晚上大操场放电影，大家拿着木板凳去看，一个学期也偶尔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当时还有一些歌咏活动，如合唱团，唱革命歌曲和抗战歌曲，还有体育运动，比如练长跑、打球等，大家参加运动会也都很活跃。
专业学习热情高，到“一线”真刀真枪地实习
虽然说当时学生政治运动相当多，但是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我在班上算年龄比较小的，入学时18岁，很多同学解放前都没有机会上大学，是工作了几年后才考上的大学，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入学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虽然入校的动机不一样，但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大家的思想非常明确：学习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
当时中央很重视水利，毛主席在水利方面有很多论述，比如很早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1年1月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2年10月又题词“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土改之后就要求修水利，当时我们班还以“淮河两岸鲜花开”为系歌。全国热火朝天的水利建设，鼓舞着我们青年学子的学习热情，我们都盼望着多学知识，将来为国家水利建设贡献力量。
学校的教学紧密结合国家的建设，实习都是真刀真枪的。我们一年级暑假进行的是测量实习。当时河北省水利厅计划在河北省唐河上游修建西大洋水库，特别希望我校师生能帮他们把整个库区的标高、地形图、断面图等测量出来，于是刘呈祥教授、周恒老师、王世勤老师带队去西大洋水库库区实习，真刀真枪地测量，师生都十分兴奋。我们班去了几十个学生，暑假在那儿干了两个多月，整个夏天骄阳似火，大家穿着裤衩、戴着草帽，早上背着水壶，带上干粮，翻山跨河，一干就是一天，皮肤晒得黝黑，但是大家的干劲十足，每天都能在实习中学到很多东西。
测量完成之后，照例要去现场检验一下绘制的地形图对不对，但是偏偏遇到了雨后唐河发大水，浑浑河水带着石子从山上滚滚流下来，场面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挺吓人的。怎么办呢，到底去不去？王世勤老师坚定地说：必须去校对图纸，我过河去吧！我会游泳。我当时是班长，我说：王老师，我和你一起去，我也会游泳。于是，王老师和我两人就从发大水的河里淌过去，去的时候，水的深度已经到了我们的腰部，同学们都在岸上喊：小心啊！小心啊！王老师和我到对岸现场去检查了地形图，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改完之后拿着图回来，水位那时候就更高了，都已经到了我们胸口，我们两个人手挽着手，另一只手高举着图纸，回到了岸边。
大学时期测量实习
我们真刀真枪实习两个多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到保定将资料和图纸交给河北水利厅，水利厅领导非常感谢我们，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我们一部分同学坐火车回天津，一部分同学坐船回津。我是从保定沿大清河路过白洋淀坐船回来的，沿途芦苇青青，风光秀丽，碧波粼粼，我们还住在渔民家里吃渔民刚用鱼叉捕上来的鲜鱼……同学们轻松愉悦地享受了一次欢乐的旅行，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路上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回到了天津海河码头。
大学二年级暑假是水文实习，是到水利部的水文局帮他们分析整理水文资料，然后去永定河上进行水文测量。实习时间也比较长，到了“十一”国庆节还在北京，我们参加了水利部的队伍，游行时扛着大标语牌子，上面写着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路过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总之，当时的实习密切结合国家建设，真刀真枪地去“一线”实践，对学生来说是很好的锻炼。
在学校期间，老师们的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在经过教师思想改革运动之后，老师们也热情高涨。当时批判帝国主义，英美的老教材一般不用了，前苏联的水利建设规模很大，水平很先进，老师们就尽力去找苏联教材，现学俄文现翻译，能消化多少就给我们学生讲多少，边学边教学生，把最先进的东西传授给我们。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班上的学习氛围很浓，我们班毕业的时候总共有108人，号称“一百零八将”。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是一个党员，干水利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所以就报了勘测、施工、设计等志愿，没有想留校任教。印邦炎老师找到我说，要我留学校当助教。我是党员，当然只有服从分配了。当时国家要发展教育，我们班同学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左右都走向了教育战线。有十几个同学分配到天大、清华以及武汉等地的高校做助教，二十几个同学去全国的各个水利中专学校当老师，还有12个同学跟前苏联专家攻读研究生，另外一半就分配去全国的水利建设部门，包括水利部和一些水利设计院、工程局以及新疆、宁夏、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当时大家都热烈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工作，没有不服从分配的。
北洋求学影响毕生
北洋大学3年的求学生活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是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二是奠定了后来的学习基础。
我是党员，这一辈子要为国家、为革命奉献自己，毛主席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深地铭刻在心中，凡事都会先想到国家的需要、学校的需要、生产单位的需要，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需要。北洋的生活给我打下了这样的政治基础，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1986年我出国回来，50多岁转行从事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创建工作，也是首先考虑到那是国家的需要（1986——1987年，何伯森赴伊拉克担任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CWE）DIBBIS大坝重建工程的技术顾问，主要负责项目的“技术外交和经济外交”，涉及合同管理、投标报价、变更、索赔以及技术谈判等工作，期间经历诸多谈判过程和项目管理实践，萌生要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国际工程管理人才的强烈愿望）。1996年退休以后，近20年也是一直在从事专业学科建设，编写教材、专著，做一些咨询工作，还做了15年的仲裁工作、能为国家服务、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很享受。
在北洋大学的学习生涯，除了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外，在学习方面也受益良多。“文化大革命”之后，扔了很多年的专业知识，到需要用的时候，我拿本书看一看就又能运用自如了，这就是源于当年在大学打下的良好而扎实的业务基础。
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人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工作，多关爱别人，心灵上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与满足。做一个老师首先要爱学生，对学生有感情，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他们。原本我没有报志愿当教师，但当了教师后，我便觉得这个职业很重要，很神圣，也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培养的是高级的产品——人才。作为老师，我们要在思想、业务和生活上都作出榜样。这些都是北洋大学给我的一些基本素质。
新闻来源：《我们从北洋走来》——北洋大学校友口述录 编辑：孙亮 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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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4 08: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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