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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霞控告马俊仁亲笔信曝光
2016-02-03 新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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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3日,提到中国田径体育,马俊仁和他所带领的马家军是不能不提的名字。作家赵瑜也曾经推出过一部名为《马家军调查》的报告文学,其中的第14章名叫《药魔重创马家军》。17年间,这本书的发行版本始终没有该章节,但是现在,这一章节3万字多字的内容得以曝光,多位运动员和队医爆料,称马俊仁强迫选手们服用兴奋剂,并亲自上阵为运动员打针。
(马俊仁和马家军资料图)
下面摘自《马家军调查》一书中《药魔重创马家军》部分:
我也很难,这部报告文学, 不谈兴奋剂问题,就不够真实, 也无法解释马家军成败始末。
由于马家军队员受到兴奋剂毒害尤为深切,所以, 她们在揭露和反对兴奋剂问题上相当坚决,毫不退却。一方面, 她们决不到处乱说,以免被国内外某些组织和个人所利用,警惕性很高,另一方面,她们又坚决支持自己所信赖的作家,深切期望最终达到全民族吸取教训的崇高目的。是她们在我采访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信念和力量,我深深地感激她们。生活中的事实教育着我, 不容我做出虚妄的避让。她们对马俊仁多有成见,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 尚且难以同诛同讨。而从其它方面看,我们这些成年的知识分子,却远远不如她们纯洁透明, 真诚自信。尤其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她们饱含心血, 联名给我写了一封信, 给我以极大支持。现在, 我愿意把这封浸蘸血泪的书信,敬献给亲爱的读者们。
(王军霞亲自执笔的控告信)
原信如下:
尊敬的赵老师:
您好!久闻您大名,非常相信您是一个正直的、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你来我组搞调察(查)研究,提起了过去。那真是一段血和泪的历史,我们愿意为您提供一切宝贵资料,把事实的真象(相)留给历史,把我们的冤屈告诉无数正直、善良的读者。好为我们伸冤平反。
我们向您倾诉的,马教练多年来对我们的打骂虐代(待),都是真实的。多年来引诱、逼迫我们大剂量的服用违禁药品,也是最真实的。在揭露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非常沉痛复杂,还担心祖国的名誉受到损害。同时对我们流血流汗所获金牌的“含金量”也很担忧。但是这些罪行又必须揭露,因为我们不想让同类事情发生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这些非人的折磨,已经使我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您在披露事实真象(相)的过程中,也许会遇到阻挠和迫害。(以下为怀疑指责马俊仁的话,此略。)……但是我们不会让您孤军奋战,在困难时,我们会挺身而出,全力支持您。这是为了祖国的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是为了人间的那一份道义和良知。
我们代表所有身受迫害的队友们,向您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还是一群孩子呀,我们是人,不是一个机器,更不是什么牲畜,我们需要过人的生活,我们有做人的权利,我们需要自由!
此致
叩首
签名:王军霞、刘东、张林丽、刘丽、张丽荣、吕亿、马宁宁、吕欧、王小霞、王媛。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沈阳
(中)和马俊仁
这封信由王军霞等几个人讨论,由王军霞亲自执笔写就。她恰恰是队伍中获得金牌最多、荣誉最多的人。她毫不顾忌自己的得失,一切为了理想, 为了后人,这需要多么深沉的思考,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需要多么纯粹的品格。
这封信, 促使我在田径队大楼的宿舍里激烈地思考着。我反复捧读它,一遍又一遍,我彻夜不眠,我手里捧着的分明是一颗颗中华儿女鲜活的心。我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拷问。渐渐地,我冷静下来,渐渐地,就有了现在这本书。
在沈阳,在大连水上基地,姑娘们拼着老本训练,非常痛楚,但一致拒绝服用任何涉嫌药物。她们宁可不要成绩不再出名,也不愿再受药魔摧残。断断续续之间,她们对我的回忆诉说,凄婉悲凉,同时有一种长期憋屈一朝释放的感觉,仿佛她们从地狱里走了一圈,重新回到了人间。请注意她们悲切恐怖的诉说:
“想想马导带队那阵儿,真是太悲惨了,一个正常人哪能用那么多药?一把一把的。我们的内脏都得过病,主要是肝上受药物影响太大。白天训练累得要死,晚上睡着后,还让肝疼把人疼的醒过来,刚睡着又疼醒了。马导为了让我们的内脏少给他添麻烦,为了保证持续训练,就让我们集体去做阑尾切除手术,不管有没有毛病,每人都要挨一刀!正常人谁受这个罪?”
我问:“你们都必须切掉阑尾吗?”
答:“都切了!谁能躲过去?时间是九四年六月,准备往大连搬家的时候。队里人人担心,说不定哪天哪个内脏就要出大毛病,就要
心脏爆炸,就要肝坏死!马导的办法就是哄着瞒着,能哄一天算一天,只要你还能训练还能跑,就成。他决不允许我们上医院检查身体,谁提出来谁倒霉。”
我说:“你们是人,为什么不让检查身体?”
答:“那还用问呐?对外界来说,医生检查身体,容易发现队里大量用药,马指导最怕泄密!对我们来说,一旦你知道自己的内脏出毛病,就会抗拒用药,轻的闹情绪,重的就不再练啦,所以对内对外都要保守秘密。”
问:“能谈的具体一点吗?”
答:“有一次,吕亿的肝疼的厉害,整晚上都睡不着,马导不管,还说是吕亿自己吃零嘴吃的。接着吕欧、刘丽、王媛、马宁宁,好几个人闹肝疼。我们都长大了,谁不明白咋回事儿啊? 实在疼的没办法了,大伙儿合计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是应该去医院检查。马导当然不会让去,我们只有自己偷着去。那天上午,刘丽、马宁宁、吕欧、吕亿、王媛五个队员,自己冒险上了医院,主要是想化验肝功能。大伙儿心里头怕的不行,得了病害怕,让马导发现了更害怕。结果,还是让马导给发现了,这下子可闯了大祸!”
问:“马导怎么发现的?”
答:“用他的话说,我们斗心眼儿斗不过他。你寻思吧,如果上午做化验,早晨最好就不要训练。这五个大个子没练,场上少了五个大活人,很明显,这还不引起他的警惕?上午五个人偷偷外出去医院,下午就给他知道了。晚上,马导下令开会,他大动肝火,连训带打,那天那通臭打呀,可把我们五个给打坏了!打刘丽,老队员,打的最重,耳刮子、大板凳子,把刘丽打的乌眼青,没法见人,好些天退不下去,家里人看见问怎么回事,刘丽只敢说是碰到桌子上碰的。当时刘丽彻底绝望了,我们都觉得活在这世上实在没什么意思。那一次,刘丽伤心地哭了一晚上,忍着疼,把行李东西都收拾好了,一天也不想再干下去!马导又反过来哄我们……。后来到了大连,我们都有轻生的想法,想跳大海……”姑娘们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泪流满面。
沉默片刻。我问:“既然不让检查身体,你们还照常吃药吗?”
答:“那次上医院挨打,是七运会以后的事,大伙儿逐渐产生了抗拒心理。到了亚运会预选赛之后,特别是1994年7月搬到大连,多数人开始偷偷扔掉口服药。我们队里针剂和口服同时使用,马导亲自打针,谁也别想躲过去,口服药每天好几次,他没法看得住。当着他的面,我们一只手把营养药吃下去,另一只手藏着违禁药,他一走就扔,一把一把地扔!马导平时总说,这些药多贵多贵,我们照样扔。扔的多了!”
我问:“打针,多长时间一次?”
答:“主要是备战阶段打的密。每个人具体情况也不一样。训练紧张时,差不多隔一天打一次,除了打EPO,还打好几种别的针。像丙睾酮啊什么的。到了比赛期间,主要打双清睾酮速效9303。”
我问:“据你们了解,马导用药的剂量比别的队是大还是小?”
答:“特别大。在我们记忆里,原先一支EPO应该打三个人,到了马导手里,开始两人打一支,一人半支,那时马导还在队员当中回避回避,俩人俩人叫到一块儿,打完一对儿再叫一对儿。到了九三年,就是斯图加特之前,在青海高原训练,干脆一人打一支。后来他就嫌麻烦,这还回避个啥呀,一人一支,人又多,大伙儿集中到一个屋里,一起打就行了。全队用药量很大很密,打针太频繁了,今天这种药,明天那种药。几乎每人每天要打一支。有时上了火车也打,马导他真够累的!”
我问:“除了马导亲自动手,还有别人替他打针吗?”
答:“没有别人,全是他亲自打。他谁也不相信。”
我问:“每个队员的具体情况,除了马导别人也难以掌握? ”
答:“对啊。马导经常拿着那张计划表,他要看着表做参考,按表上的时间给我们打针。你刚才问为啥在火车上还打针,就是这个计划表,起规定作用。比如表上指示今天应该打,今天咱队正在火车上,在卧铺上,他就不乐意耽误,照常注射打针。”
我问:“打针通常是打臀部吧?”
答:“对呀。”
我问:“那么要在火车上打针,人来人往的,脱裤子多不方便?”
答:“火车上的卧铺是一格一格的,要是给一个人注射,别的队员就自动围住卧铺口儿,放点哨,挡着点儿呗,不能让人看见。对于我们来说,那阵儿打针太正常了,人都给打麻木了。啥也不愿多想,何必想一回伤心一回。”
问:“打针的时间性是相当讲究的?”
答:“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平时训练要打针,还是按天计算,弄不错日子就行。一到比赛期间,打9303,打9421,那就需要按小
时计算了,错半小时也不好使。马导特别讲究时刻。比如今天下午比赛,把检录的时间,把作准备活动的时间,都计算好,估计打发令枪的时间应该是5点钟,而速效9303的药性,要在注射后4小时发挥作用,那么,就是中午1点钟必须打针,或者稍稍提前十几分钟。记得比赛期间,每次吃中午饭,我们心里都掐着时间,往往是饭后过一会儿,就开始打针,一点儿不能耽搁。”
我的心在颤抖,我的手在颤抖,就像我也被狠狠地打了一针。
话说到这一步,理当更加深入。我向多名运动员以及知情人调查“躲药检躲到八一队”这件事。也就是1994年9月下旬国际田联第三次飞行药检马家军始末。这些当事人战胜了怯懦,勇敢地讲出了事件真相,现综述如下:
那是1994年9月份,那次药检对我们的打击最大。当时我们正在云南高原备战亚运会,大概是9月22号吧,国际田联可能也在分析,备战亚运会,马家军肯定会服用禁药,因此突然派人飞来中国,情况没整明白就上了沈阳!
这太惊险了,因为前几次飞行药检,咱们正好都是调整期,本身基本没有用药,所以并不太担心,这次坏了,如果队伍仍在沈阳,那肯定完蛋了。咱们不仅正在使用EPO,也正在配合使用别的药,验尿也完全可能被查出来。
当时, 国际药检的人一出现,留守沈阳的孙队长等人倒抽一口凉气,紧张了个够呛,幸亏这时候队伍恰在云南,说队伍不在沈阳,这就好办多了。老外还是老外, 不太了解咱们国家训练的规律,扑了个空,无形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其实, 这一天队伍正在火车上,好像是9月21日上的火车吧,从高原下山,北上北京。沈阳方面告诉老外说, 队伍正在高原训练,不敢讲正在火车上,担心老外掉头直奔火车上查, 或者直接去北京堵住查,那就又坏了大事了。
老外说, 他们要去高原找队伍,咱们赶紧说飞机票有困难,一下子去不了高原,就是到了高原也不好找,连电话也不通,路不好, 还得骑毛驴才能进山等等,最好的办法是, 我们设法通知马家军立即动身到北京去,再接受你们的药检吧。中国这么大,老外东南西北他弄不清。要从东北到大西南,哪那么容易? 老外懵了,他没办法了,只好同意回北京等候。
这时, 沈阳方面赶紧动作起来,生怕老马象往常那样, 一到北京就亮相,正好撞上药检官,还是能查出来呀! 应该火速通知老马, 到北京千万别露面,对运动员体内的药物抓紧稀释处理,隔几天再见老外,这样就查不出来了。可是, 老马他们正在火车上,那时也没有用上手机, 时间紧急怎么通知呢?
人急了还真有办法,沈阳方面算计好列车运行时间,先选择一个可靠的大站,最后认为郑州站比较合适,也来得及。做了决定后,沈阳方面紧急求援沈阳铁路局, 电话打给管事儿的,要求立即设法, 跟火车上的马俊仁取得联系,说事关国家利益,切盼通力协作。沈阳铁路局的人一听, 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抓紧时间, 通过铁路专线,先通知北京铁道部,转接郑州铁路局, 很快与关键人取得了联系,那是太紧张了! 郑州局的人接到电告,刚刚赶上那趟列车通过本站,一个头头火速登车, 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老马,告知老外药检飞到了沈阳等情况,并转告他立即采取措施。
本来, 老马在火车上也会正常用药的,这下赶紧给队员停药,用稀释利尿手段加紧排泄,同时服用干扰药物。一到北京, 全队下车, 悄悄的谁也没敢见,跟间谍一样,让车接上, 人不知鬼不觉到了黄寺, 住进了八一队一个小楼。
你看, 从沈阳站到北京铁道部再到郑州站, 从地方到军队,经过一连串的动作, 总算为老马争取了时间! 四天以后,大概是28号吧,停药四天了, 马家军才在北京正面接受老外药检,这当然没事儿了,就这样渡过了这道难关,救了马家军。这一次对马家军惊吓不小,整个破坏了老马的程序,所以没过几天打亚运会,打得那么艰难,张林丽只差半步就输了! 这就进一步引起了老马的思想波动。
亚运会以后, 突然传来消息, 说游泳队出事了,老马是在一次饭局上得知的。饭前, 老马情绪饱满兴高采烈,吃到半截, 有人告了他这件事,他顿时愁眉紧锁情绪低落,饭局很沉重。此后, 老马很快提出来身体不好,要求离队住院治疗。不久后又提出, 先把男队交回沈阳, 他不想带了。从一次饭局发展到整个时局的变化,老队员人心惶惶。男队员说走就走,有的不辞而别,人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我思绪万千又很疑虑,不敢相信这一切果真发生过。经过对多方面多人反复调查,此事还是确证不伪,我唯余惊悸不已。
沈阳虽是春暖花开,我却觉得天寒地冻,这黑土地冻的好厚实啊。
后来, 我与马俊仁先生多次交谈,他并不正面否定这一切,他苦于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一提用药艰难,他就时时发出沉重的叹息。当弟子们终于造**反之际,论打论骂论经济纠纷,老马尚能对弟子们做出若干辩解,唯独大家提出今后坚决不再用药, 因害怕发生游泳队的悲剧而要求回家离队,老马就语言无力,思想工作实在做不下去。
他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这个事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他同样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他的悲苦之心,比人们更加无奈。药魔曾经给马家军带来辉煌,却最终给马家军造成了重创。
想一想,究竟是谁把老马推到这一步的?是谁?是他独家要这么干吗?不,各级领导都有责任,我们海内外十几亿华人也有责任,是我们过分企盼体坛多得金牌,只允许辉煌而容不得失利,人们共同把马家军送上了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 你我他,咱们都有责任。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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